关于今天上课提到的“快乐教育”

周竹倩

关于今天上课提到的“快乐教育”，之前看到过一个评论文章，关于BBC的中国式教育在英国的那个纪录片，其中提到了相关内容，现摘录如下：
题名：《“中国式教学”靠什么战胜了英国》作者：杨东平 来源：http://dajia.qq.com/blog/481519096531683

    伊顿公学的前教务长Oliver Kramer的评论，认为英国在公办学校则实行低水平的快乐教育、放羊式的教育，在学生主要来自富裕家庭的私立名校奉行的是与中国一样严格、刻苦的苦读教育；因而，快乐教育其本质“其实就是处于领导阶层的精英保持整个社会阶层稳定的手段”。Kramer同时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从主观上，不分阶层，不分身份，不分贵贱。实际上是为所有的孩子提供了类似英国精英才能享受到的高质量基础教育”，“教育的结果可以因为天分而不一样，但是起点却是公平的，这就是教育平等。”他涉及两个重大问题：“快乐教育”是麻痹劳动人民的阴谋吗？中国教育比英国更公平吗？
    对快乐教育的这一评论，思想资源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优势阶层为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特权，通过表面上一视同仁的学业成绩、考试、文凭等制度安排，筛选出本阶级的继承者，使得非白领阶层的被淘汰者归因为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努力，从而完成阶层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的隐秘过程。需要认识的是，这是一种抽象意义上揭示社会平等机制的社会批判理论。英国社会当然具有阶层壁垒和诸多社会不平等；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教育究竟是在促进社会公平，还是在复制、凝固社会差距，一直众说纷纭。布尔迪厄认为，一个社会中教育的作用究竟是促进社会经济平等还是强化这种不平等，取决于教育制度自身的价值和特征。可见教育还是具有某种能动性的。至于能否将公办和私立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乃至快乐教育都视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需要谨慎的辨析。因为在批判理论之外，还有经典的功能理论，即认为各种制度安排各具功能，从而达到社会机器整体的有效运转。其实，文化再生产理论同样适用于对中国教育的透析。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不就是企图通过取消考试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吗？“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批判，认为他鼓吹职业教育、半工半读就是为了使劳动人民子女永远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文革中完全取消了职业技术学校。对许多贫困家庭的子女，以及对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这究竟是一种福音还是灾难？
    关键在于，文化再生产理论并不适合直接解释教学文化的演变。发达国家居主流地位的“快乐教育”（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指儿童中心的自由教育），其背后是20世纪初由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运动产生的革命性变革，改变了赫尔巴特在19世纪奠定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实行儿童中心、生活本位的教育。新的信条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1918 年，美国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发表著名的七项基本原则：身心健康，基本学习技能的掌握，有效的家庭成员，职业训练，公民责任，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讲究伦理道德。在这一表达中，智育仅占教育目标的1/7。美国中学从传统的学术性课程中挣脱出来，增加了诸如消费、家政、保健、健康等生活性和实用性课程，并在学术性科目中增加了现代社会发展新成果的课程。从1922 年到1973年，美国中学开设的课程从175 门增加到大约2100 门。这意味着中等教育的教育目标从“大学预科”转向关注未来的公民生活，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这一变革在欧陆同步发生，1921年，欧洲“新教育联谊会”发表“新教育七项纲领”，主张实行“儿童中心教育，通过教育实行社会改良和民主”。其背后是源自卢梭、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等自然主义的教育源流，以及怀特海、罗素、爱因斯坦等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改造。教育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后现代的演化，不是政治批判可以取代的，也不是统治阶级处心积虑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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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欧美对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批评和矫正一直不断，主要是认为儿童中心的教学过于强调儿童经验的获得，忽略了知识系统的完整性和严格的学业训练，降低了教育质量。因而，西方教育的潮流一直在自由宽松和严格训练之间摇摆，即所谓的“钟摆现象”。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美国痛感教育落后而强调基础训练；此后意识到教育过于功利的弊端，又风水倒转，如此反复。2002年小布什签署《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是针对基础教育水平低下的新一轮整肃，要求通过高标准和教学效能核定来促进平等，提高教师质量，开展对学校的绩效评价等等，但实效仍有待评价。